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东亚文化交涉

2025年5月10-11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亚文化交涉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承办的“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东亚文化交涉国际学术研讨会暨17届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大会”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日本关西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韩国建国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近一百五十所科研机构与高校的两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钱塘江畔，进行了为期两天热烈而深入的交流探讨。

会议合影

10日上午9时，会议正式拉开帷幕。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袁金祥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指出：“东亚地区承载着千年典籍的智慧积淀，也见证了区域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碰撞与交融。特别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与知识迁移的深入发展，东亚文化交涉呈现出日益复杂的态势。这一历史进程既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也为深化文明互鉴提供了重要契机。”最后，袁金祥期待与会学者以学术研究为纽带，在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框架下，共同探索东亚文化交涉的新范式，为促进文明对话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学术智慧。

随后，东亚文化交涉学会会长、关西大学藤田高夫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向来自海内外的与会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并回顾了学会成立的宗旨：“自2009年创立以来，我们始终致力于以动态的研究方法，把握东亚文化生成、接触、冲突、变迁与融合的复杂现象，通过多视角的人文学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文化交涉的机制与模式。”他强调，学会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努力促进研究者之间的深度交流，打造一个真正超越国界的学术共同体。为此，学会每年都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轮流举办年会，这一传统既体现了学术的跨国性，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对话与理解。在全球化面临新挑战的今天，东亚文化交涉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期待与会学者能够通过深入交流，为促进区域文明互鉴贡献智慧。

藤田高夫教授

随后由冯晓虎、田野村忠温两位教授发表主旨演讲。冯晓虎教授是德国洪堡大学博导，同时担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他的演讲题目为“从里希特霍芬的《中国》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建设”，以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费里希特霍芬的中国考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脉络与当代意义。他指出，里希特霍芬于1868年至1872年间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足迹遍布13个省份，其著作《中国》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然而，里希特霍芬的考察并非纯粹的学术行为，而是带有明显的经济目的：“里希特霍芬的考察由加州资本家和上海欧美商会资助，其报告重点关注中国的物流、人口、交通和煤矿资源，这与郑和下西洋的‘和平友好’使命截然不同。”冯晓虎还进一步分析了里希特霍芬的考察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启示。他强调，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既要挖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也要关注经济、政治等现实因素。他呼吁学界加强跨学科合作，推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走向国际化。

冯晓虎教授

大阪大学名誉教授田野村忠温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西学东渐的语言基础——西方语言学习与自语言扩展”，以“牛津”和“剑桥”两个英国地名的译名演变为切入点，为与会学者揭开了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语言密码，生动展现了19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涉的复杂图景。他对中国、日本、英国三国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系统性梳理。研究发现，“牛津”这一译名将“ox”（牛）又与“ford”（浅滩、津）巧妙结合；而“剑桥”则采用半音译半意译的策略，保留河流名“Cam”的音译，配合“bridge”（桥）的意译。这种差异反映了早期译者在处理不同地名时的独特思考。田野村忠温指出，在英国创造的“牛津”是通过两个路径传入中国：一是诸如南条文雄等留英日本人使用，并逐渐在日本学术界普及，随后其使用范围扩大至一般社会，再由留日中国人传入中国，使得意译地名标准化；另一“隐蔽”路径则是通过杨文会、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人从英国到中国的直接传播。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西学东渐过程中语言交流与传播的认识，也为深入理解东西方文化交涉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田野村忠温教授

主旨演讲后，召开了东亚文化交涉学会会员大会。大会选举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江静院长为学会2025年度会长，通过了新增会员、学会事务局法人化、英文会刊等学会事项。

下午，大会开始分组发言。本次大会以“区域国别视域下的东亚文化交涉”为主题，下设14个分会主题，分别是区域国别研究与东亚文化交涉、东亚近代知识形成史的研究、东西方宗教与东亚文化交涉、近代留学生群体的研究、数字人文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文史哲等近代知识迁移与东亚文化交涉、东西·东东语言接触与翻译与译词的研究、东亚海域的人文交流与文化传播研究、鲁迅与东亚文化交涉、历史大变局中的人和事——以1890年代和1930年代为中心、中日思想与艺术的越境流转、东亚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嬗变、聚焦私塾——东亚教育传统的跨域考察、其他与东亚文化交涉相关的研究。

其中，区域国别研究与东亚文化交涉聚焦历史与当代的多维互动，议题涵盖明清时期东亚军事冲突、文化传播、经济模式及华侨华人动态，同时探讨近代殖民调查、中朝日史学比较、涉藏舆论建构，以及现代中日关系与性别思潮；东亚近代知识形成史的研究探讨历法、科学、医学、逻辑学等领域的跨文化互动，包括西方科学理论对传统观念的冲击，翻译活动在中西概念对接中的思想嬗变，历法改革、医学术语和星期制等制度变革背后的政治文化博弈，以及数字人文、文化计量学等跨学科方法对历史研究范式的革新等；东西方宗教与东亚文化交涉聚焦东亚宗教文化的跨地域传播与本土化进程，探讨佛教、民间信仰（及道教等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演变；东西·东东语言接触与翻译与译词的研究内容涵盖跨文化术语译介的政治性，语言接触的历时性影响及文学与典籍的跨域传播机制；东亚海域的人文交流与文化传播研究集中探讨思想理论的跨域融合、宗教信仰的本土化路径等方面内容。

区域国别学研究作为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本次会议的承办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长期致力于东亚区域研究，秉持“立足浙江，放眼东亚，走向世界”的学术理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研究院在中日汉籍交流史、东亚笔谈文献整理、近代浙江留日学生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深化东亚区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与会学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与思路，有助于其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为促进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涉与学术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本次会议上，学者们积极分享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涵盖了从古代东亚文化交流到现代区域合作中的文化策略等多个层面。这些新成果不仅丰富了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的学术内涵，也为促进区域文明对话与学术合作开辟了新的路径。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拓展，其成果将对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